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，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，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。
——伊塔洛·卡尔维诺：《为什么读经典》
引言废止读经之后
1912年1月19日，设立伊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，其中规定“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”；随同颁发的《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》之中，初等小学校、高等小学校、中学校及师范学校皆无“读经”一科之设（璩鑫圭、唐良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学制演变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7年，605-610页）。至此，传统视为诸学之源、四部之首，清末学制系统中演为读经、讲经课程以及“经学科大学”拟分门研习的儒家“经”书，在国家层面的教育规制中正式失去其名目与地位。这在中国经学史、教育史及课程史上，可谓一种重要的转折。对于与之关涉的中国教育“现代转型”议题，学界探论颇多。至其趋势，常由几个层面的变革话语交互助成：制度层面，革废科举，渐以新式学堂取代传统私塾及书院，学堂学位取代科举功名；知识层面，废止读经，分科知识取代经学教育，其载体也由传统教本更换为新式教科书；方法层面，更加注重讲授与实用，弱化记诵与抄写；文体层面，则是现代白话取代传统文言。诚然，这些都是此种转型的“主体”与“主线”所在。
不过，真实的历史远非如此“整齐”。此类宏观趋势和宏大叙事背后，尚有许多被遮蔽了的丰富而多维的面貌。教育部政令颁布之前，“读经”与“废经”双方本身经历过激烈的“攻防战”；是否重新恢复“读经”，也曾在民初教育与文化界引致争论（瞿骏：《花落春仍在——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7年，12-21页）。还应留意，教育部政令规范所及者，主要是正式设立的新式学校。民国时期的私塾虽然已非教育主流，但仍有延续。直至1935-1936年间，全国尚有私塾11万余所、塾师11万余人、塾生180万余人；传统塾师作为一个“社会阶层”，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告消失（蒋纯焦：《一个阶层的消失：晚清以降塾师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7年，所引数据见264-265页）。同样不可忽视的是，以中国地域之广、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之大，加之受到时局影响，又需考虑发自“中心”的政令与潮流，其在空间视野下的“射程”与“速率”究竟如何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加斑斓而真实的“转型”图景。
作为一项微观叙事的探究尝试，本文藉由一份1940年代前后贵州西部村塾所习《四书》教本，融合经典文本、历史舆图、地方史志、家族谱牒，以及口述访谈、实地考察所得资料，尝试将其“回嵌”至历史与文化的时空语境之中，辅以历史与现实交织互动的视角进行考察。循此微观案例，观照其中的人物及其活动、情感与记忆，以及书之为“物”（教本）与书之载“道”（经典）的特征，管窥后科举及后五四时代中国乡村教育与社会之一斑，以及经典、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织互动。
一、时空与人物
本文尝试“重访”的历史时段，主要为1940年代，其间部分正值全面抗战异常艰辛、最终走向胜利的阶段。彼时，上距帝制终结、国民政府宣布废止读经，已有30年；距离提倡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、宣称“打倒孔家店”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，也有20年；1922年“新学制”颁行已过20年，而且历经几次修订，“六三三制”得以确立。在课程与教学领域，经过欧美教育学界思想的影响，以及留美归国学人的倡行，诸如“儿童中心”、“从做中学”的理念，以及设计教学法、道尔顿制、文纳特卡制、葛雷制等“新教育”改革实验，业已试行，收效不一。所有这些，似乎都与经典中心、教师主导、注重记诵的传统教育大异其趣。
不过，时值转型阶段，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，确也近乎“平行”地曾经存在于同一历史时空。本文叙事的空间背景，是地处中国西南内陆的贵州省西部乡村。贵州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，曾遭日军飞机轰炸，省城贵阳受损尤为严重；日军更曾于1944年年底入侵黔南，遭遇军民奋起抗击（贵州通史编辑部编：《贵州通史》，北京：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5年，233-235页）。所幸黔西地区在抗战时期未罹战火，多数民众生活虽然难称富足，不过尚能安身。此间气候四季分明，但又夏无酷暑，冬不严寒；地形以山地与丘陵为主，农产作物以水稻、玉米、小麦、大豆、油菜籽及茶叶为主（黔西县志编写委员会编：《黔西县志》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317-321页）。顾名思义，“黔西”位于贵州西部，县城距离省城贵阳约有120公里。
本文叙事的具体地点位于当日林泉乡与洪水乡之间，在黔西县城西北，距离县城约有20公里。此处借助1943年版《黔西县新划行政区域图》（引自台北“中研院”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：https://map.rchss.sinica.edu.tw/，2026年4月9日），定位本文叙事的地理空间。依据该图“附记”信息，彼时黔西县面积共2444平方公里、人口数为225599，全县划分为28乡（镇）、316保、3483甲。右图再将所涉区域局部放大，以便呈现其中的关键地名，并以红色星形标示附近所设国民学校；其中“雷相孔”今作“雷响孔”，“风香树”今作“风箱树”，其余蔡家槽、石板寨等地名，至今依旧。地图是被反复“折叠”的文本，灵动的山川、鲜活的人物、绵延的历史，全都藏身于那些虚实相交的线条之间。
图1 1943年版历史地图坐标中本文叙事的空间位置
笔者得有机会阅读的《四书》教本，系黔西长堰雷响孔蔡氏家藏，亦即1930-1940年代族中子弟习读共用。蔡之得姓，源远流长。其先本为姬姓，周武王翦商，封其弟（文王第五子）叔度于蔡，遂以国为姓。“叔度公”乃为得姓始祖，其陵园位于今日河南上蔡城西（江泽民亲题“蔡氏始祖叔度公陵园）。后世流播全国，枝繁叶茂。其中进入江西的蔡斌一支，传十七世至于德齐，德齐公生三子，幼子万潮于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由江西进入贵州，是为蔡氏入黔始祖。万潮起初习为银匠，以艺谋生；入黔后改名“汉石”，后遇刘姓招赘留婚，乃在贵州定居，并于嘉靖十八年迁入安德里夹卧（今黔西市金兰镇），万潮公时年25岁。迄于康熙初年，清廷实行改土归流，而有“吴王（三桂）剿水西”之事，导致此地人口锐减，本身需要自外“移填”，万潮公五世孙辈乃得正式拨分田地，安居生产（参考贵州蔡氏宗谱编纂委员会编：《蔡氏宗谱》，家族自印本，2010年）。回溯缘起，即是大约500年前，一位青年离开故土2000余里，只身来到彼时尚属边僻“烟瘴之地”的贵州，扎根生存，开枝散叶，家族历史于是又添许多支脉。
黔西古称“水西”，以其位于乌江之西而名。此邑旧有“八景”：东山夕照、印山浮玉、龙潭夜月、石牛夜饮、源水三涨、渭滨鱼窦、一涧轰雷、西桥断雪。“源水三涨”是指此潭一日涨水三次的奇观，乾隆朝及嘉庆朝所修《黔西州志》皆载：“三涨水，在城西永丰里。有异人经之，则一日三涨”（黄家服、段志洪主编：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贵州府县志辑》第50册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6年，129页）。作为一种规律出现的自然景象，其实不必“异人经之”，长堰蔡氏部分族人亦谓少时皆曾得见龙潭涨水之景。笔者另在贵州遵义、安顺、余庆、荔波等地方志之中，也检得类似潭水每日“三涨三消”的记载。或因贵州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区，地下暗河、溶洞、落水洞等分布广泛，而在此类半封闭地下河道系统之中形成类似“虹吸管”结构，地下水不断循环蓄积和排放，形成“消涨”景观。源水三涨在清代多有文人士夫题咏，近代已更名为“蔡家龙潭”，至今沿用。源水三涨-蔡家龙潭古今样貌对照参见图2（左图引自嘉庆《黔西州志》，右图为蔡泽坤先生提供）。今日黔西洪水、长堰一带，另有蔡家河、蔡家槽、蔡家坡等地名。家族姓氏得以冠诸地方山川，可见万潮公后裔曾经在此兴旺发达，这也是直至民国时期家族尚能延师教课弟子《四书》的重要背景条件。
图2 水西八景之源水三涨-蔡家龙潭古今样貌
笔者所见《四书》教本，即为万潮公第十三世孙辈少时所习。综合考察该书各册信息，得见当日曾习此书之学子四人：蔡祖元、蔡祖明、蔡祖文、蔡祖远。其中，祖元、祖明为同胞兄弟。祖元1932年出生，1941年进学，今年（2026年）94岁；祖明1934年出生，1942年进学，今年92岁。这两位老人皆健在，笔者得于2026年2月14日拜访请益。对于祖文、祖远二人，笔者起初并无线索，曾推测是否元-远、文-明音近，而为祖元、祖明之另名。其后访谈蔡祖明老人之子蔡泽礼先生、媳罗芳菊女士，乃知其详。祖文、祖远系同胞兄弟，但其祖辈原本并不姓蔡，而是姓陈，只因陈氏误伤蔡氏之子而致其早夭，因此除了赔偿银钱，更令陈氏出一子给蔡氏“顶替”为子，作为“抱子”改姓蔡氏，而生祖文、祖远兄弟，一体载入蔡氏宗谱（谱名与此不同）。由此细节，可知宗族延续及宗谱修纂，其背后实有诸多纷繁之处；又见当日乡间纷争处置，在今日熟知的司法范畴之外，尚有不同调解方式，或可供治社会史及法制史者参考。
以上缕叙时间、空间、人物及其家族，不仅因为这些即是历史叙事中至为关键的基本要素，也是藉此提示微观书写所应观照并可通向的宏观图景。譬如采集者偶得一叶，除了可以仔细察其颜色、味道、形状与脉络，还可尝试探求这片树叶来自何树、此树生长于何种环境、又是何人所载，乃至谁曾在此树下走过、欢笑或哭泣。如此进入和书写历史，更能得见其中鲜活的人生，而不止为过时的陈迹。
二、典籍与文本
依照卷端题名，所见教本全称《大字四书增补圈点旁训》，未署撰著者；简称《四书旁训》，题于封面，兼书各册首篇篇名。教本经过多人递相传用，书封损坏，因此所见亦非书册原封，而是多以习字用毕之纸重新装订，再于封面题写书名、卷篇及学子姓名。书内部分纸张、文字偶见托裱、修补，乃至发霉、虫蛀痕迹，可证岁月磨蚀的历程。书册使用普通皮纸印成（当地专门称为“白纸”，或以构皮树为原料制成），部分页面开幅尚有参差，刻工难称精良。彼时此地所谓读《四书》者，即是读此《四书旁训》，未曾涉及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等其他版本。当然，战时后方乡村能够购读此种典籍（购自黔西县城之书店），已属不易。笔者所见亦仅《四书旁训》之部分零本，分为五册装订，书影拍如图3。
图3 黔西蔡氏家藏《四书旁训》零本书影
至于行格款式，此书为白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黑鱼尾；半叶版框高23厘米、宽12.5厘米，半叶七行，每行大字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字不等，体近欧楷；正文大字旁因应需要，随时以小字添注，字数无定，此其书名“旁训”之所由来；版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书头一端约留2厘米高度，以小字附刻“人物备考”，旁注及备考多见俗字；版心上刻书名简称“四书旁训”，中刻“上论”“下论”或“上孟”“下孟”字样，下刻页码。篇内经文各章皆另起一行，且以太极图标记，以期醒目。从文献学和版本学的角度而言，此书难被归入“善本”之列，而且书册已不完整，更有破损漫漶之处。不过，若从教育史及阅读史的角度去看，则其蕴含着特殊的价值：它定格了在特定转型背景之下，传统儒家核心经典被实际习读的真实状态；而且其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字与记注符号，以及其他附加文本，值得留心。最为难得的是，笔者得有机会与八十年前习读此书的两位老人及其后代交谈，并且亲访他们生活的环境，因而得有一手资料和在地体验。现将这套教本的实际留存内容，汇为表1。
表1、黔西蔡氏家藏《四书旁训》零本内容汇总
以此观之，笔者所见蔡氏家藏《四书旁训》零本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皆阙。《论语》尚存八篇，约当今本《论语》二十篇之四成；《孟子》尚存七卷，约当全本十四卷之一半。循此试推，这套教本的原版足本，或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各订1册，《论语》5册，《孟子》5册。蔡祖明老人亦谓这套书原本共12册。仅在“孔夫子”旧书网上，各种版式的“四书旁训”零册在售信息就多至200余条（2026年4月5日检索），可见曾为流通较广的民间教本。“旁训”为传统注经常见体式之一，除了《四书旁训》，《五经》及他种典籍亦有“旁训”，流通颇广，共同构成一个具有阶梯次第的经学“教材体系”。
由于不同的阅读实践与经历，主体对于同一作品卷册篇章的物理形制及内容结构的认识，也会存在差异。蔡祖明老人在谈话中，多次提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学习顺序是：《学而》-《述而》-《先进》-“由知”-上《孟》-下《孟》。笔者起初不解此种排序逻辑，以篇名而言，其中跳脱和遗漏较多。其后细观其书，乃知其记忆及称说习惯，并非是依据今日习见的全书订为一册，依序逐篇称说。他们印象深刻是《论语》分册装订的首篇之名，比如《学而》《述而》《先进》等，正是题写在分册封面上的篇名。而且他的忆述用语中几乎不用“论语”二字，而是代以这类分册首篇之名。《论语》中无“由知”之篇，其所言或许是指“由，诲汝知之乎？”一章。对于《孟子》，则以上、下两部整体区分，亦即版心所刻的“上孟”与“下孟”。现场访谈翻至《尽心》一篇时，蔡祖明老人即说：“读到《尽心》，下《孟》就结束了”，足见当日记忆之深、期盼之切！诚然，在1940年代的贵州乡村，能够读毕《四书》者，已是稀有难得。
教本随文出注，比如针对《先进篇》首章“子曰：‘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“先进”旁注“前辈”，“野人”旁注“乡野之[人]”，“后进”旁注“后辈”，“君子”旁注“贤士大夫”，“如”字旁注“设若”；并于“君子也”之后添一“节”字，意在为本章分节。次章“子曰：‘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’”之后分节，并直接接上“四科十哲”的内容。此种章节处理方式，异于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（此本“德行”之前别有“子曰”二字，意即此处另起一章），同于邢昺《论语注疏》及朱熹《论语集注》。“四科十哲”之说既很重要，历来歧见亦多，颇有认为“从于陈蔡”及“四科十哲”分属两章，义不相蒙者。《旁训》本章“从”字添注“跟随”，教本“陈蔡”之间未点断（疑将句心读点误植于上一“于”字之后），旁注“二国名”。又于书头“人物备考”一栏，再附注释：“陈，虞帝舜之后也。昔舜为庶人，尧妻之二女，居于妫汭，后因为姓。蔡，姬姓。文王第五子曰叔度，武王克殷，封于蔡。”此处注文所述，正是“蔡”之封国与得姓来源，当日蔡氏子弟读至此章，念及先祖，或会心生景慕欤！
如上所述，今日《四书旁训》流通在售者尚有不少，其中版本也不尽一致。如图4左部，为“孔夫子旧书网”在售另一版本之同篇内页（2026年4月5日检索），其书注明校刻者姓名。而且其版式、“旁训”及“人物备考”内容，皆与蔡氏家藏本不同。盖因此类书物，属于民间流通，并非官刻定式，取其因地制宜，刊刻发售。
图4 两种《四书旁训》内页及其内封粘附传单与商标
此种教本之中，其“文本”亦有性质与层次之分殊：既有大字《四书》正文，也有小字“旁训”及“备考”等注释文字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此本曾被多人辗转习读，还会累积其他“附加文本”和表意符号。图4右二所示，即为特殊一例。此页为该册内封，上面除了写着“睢”“輟”（硃笔常为塾师所书范字），以及“潤”“閏”“進”“拾”“蔡祖■文”“山”“由”“知”等字，当为学生自书姓名及习字所留，“由知”或许即是前引蔡祖明老人所谓《论语》“篇章”之名。尤有意思的是，内封粘附了一张传布基督“福音”的单张，内容选自《旧约圣经·诗篇》第103章第2-4节，并且注明印制机构为邻省的“长沙广发印书房”。此外，内封上端还有蓝底白字之商标（放大特写详见图4右一）。长形纸片之上，自上而下印有DIAMOND DRILLED EYED、雌雄一对家鸡图案，以及Registered Trademark、頭號、BETWEENS No.5字样。细查可知，此乃一种精制5号缝衣针，为彼时生活用品之一。此种微观细物，也如实呈现了近代以降机制“洋针”取代传统制针的结果（王斌：《中国传统制针兴衰初探——兼及社会背景考察》，《中国科技史杂志》2011年第1期，38-48页）。
因此，在这几页特别的纸张之上，儒家经典与基督《圣经》并置，文字义理与商业标识同在，折射出彼时此土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之一斑。当然，仅凭此页并不能作出使用此书者曾经皈信基督的结论，蔡祖明老人也表示对于此份单张已无印象。唯可知晓的是，以英文标识的绣针商标和印自长沙的“福音”传单，都曾在战时流通至贵州西部乡村，并且一起出现在少年习读的儒家经典教本之上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谓：“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，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，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（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）时留下的足迹。”（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，黄灿然、李桂蜜译：《为什么读经典》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页）笔者得以寓目的这份《四书》教本，正是这样一类文本，可为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
三、村塾与师生
依据县志所载，民国时期黔西的私塾主要有三种形式：“一是塾师在家或租房设馆授业的‘门馆’；二是一村一寨或村寨联合延请塾师设馆授业的‘延馆’；三是一姓利用宗祠和宗族公产延请塾师设馆授业的‘族馆’。还有一种由绅商、大族巨户专为自己的子弟而设的‘专馆’，属于‘延馆’一类。”塾师多为一馆一师。在黔西解放前夕，全县尚有大小私塾300余所，学生5000余人（黔西县志编写委员会编：《黔西县志》，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516页）。此处也能印证开篇所述，私塾在初等教育领域的退场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渐进的“异步”过程。1930-1940年代蔡氏子弟曾经就读的私塾，兼有上述几类私塾的特征。
此类教读传统蒙书及儒家经典的私塾，黔西乡间通常称作“老学”；访谈得知当日黔西县城才设有“公校”，所教内容与此不同。不过，细查1943年版《黔西县新划行政区域图》（详见图1），可知附近的磨洞槽、苦桃井其实皆设有国民学校，但无中心学校。综合笔者对蔡祖元、蔡祖明两位老人，以及祖明老人之子泽礼、泽义两位长辈的访谈，得知当日此处曾有几位塾师：刘先生（习称刘五爷）、黄先生、何先生（何兴一）、彭先生（据称其兄长曾考取武举），皆无科举功名。先生多在自己家中设馆收徒，生徒约计十数人，地点皆在雷响孔附近。此外尚有一处学塾，设于雷响孔与枫香树之间的李应明家中（地点详参图1），此地今名“小关口”。李应明当时担任“保长”，延师设馆，以自家堂屋作为课室，亦收蔡氏族中子弟人等前去进学。因为生在保长之家，而且家中请有教书先生，因此李氏女儿亦得读书，这在当日乡间甚为稀有。塾生之一蔡祖明，日后即娶李应明之女。李氏为保长而多田地，蔡氏亦为地方殷实之家，此亦当日乡间婚姻“门当户对”之一例。
所存五册《四书旁训》零本之上，不同地方见书姓名多次，计有四人：蔡祖文、蔡祖元、蔡祖明、蔡祖远，四人之间的关系上文已详。私塾学生进学年龄不同，据称祖文进学时已近婚娶之年。几个姓名字迹之上，也有添涂、覆盖痕迹（详见图5），足见这套书籍曾在兄弟之间辗转传习。由此，又能理解这套书分为十余册装订的原因：在条件有限而难以人手一套的情况下，分装多册更加便于进度不同的子弟各执一册诵读，而且降低一次丢失或损毁太多内容的风险。
图5 《四书旁训》书页所见蔡氏子弟姓名总汇
传统俗谚谓：“家有三斗粮，不当孩子王”，提示旧日塾师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不尽人意。这在新式教育成为主体和主流的时代，更加显著。先行研究也已揭示，1930年代的小学教师薪俸，较之塾师束脩收入普遍高出不少（蒋纯焦：《一个阶层的消失：晚清以降塾师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7年，264-267页）。1940年代蔡氏子弟入读私塾，也并不交货币形式的脩金，而是由学生平摊供应先生全年饮食生活所需的油盐、大米、茶叶乃至旱烟、白酒等物品。访谈之中，笔者更曾得闻塾师盗走东家财物、悄然去馆的案例。学生进学，需要自备笔墨书本。而且由于村塾条件普遍较为简陋，学生通常需要自带板凳，到馆学习，等到十月初一学年结束，各自再带回家。
村塾通常二月开春开学，中间没有周末及暑期放假，但逢端午、中元等节令放假，一直读到农历十月初一“放大学”，是为“一学”。此处乡间所称某人“读过几学书”，计量单位即源于此。塾中学生年岁不同，读书进度不一，先生多数采取“个别教学”的方式。至于所习内容，蔡祖明老人记得的是先读“人之书[初]”（即《三字经》）、“天生物”、《百家姓》，以及一些“杂字”（识字蒙书），然后才是《四书》。《四书》读毕，进入《五经》。此种蒙书-四书-五经的进阶习读顺序，为宋代以降渐次形成，影响深远（杜成宪：《中国课程史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13-225、270-292页）。《五经》之中，通常先读《诗经》，以其篇幅相对较短而且富于韵律，易于记诵。蔡祖元老人就曾读至《诗经》，是为当日近支同辈中读书最深者。
当然，以上所述主要是为理想的“规范日常”。如果重回现场，一位塾师面对一群精力旺盛的孩童，其喧嚣嬉闹只怕也是塾中常态。在两位老人的忆述中，也偶尔涉及此类场景，并谓“那时候的老师蛮球得很”，学生不听话会用棕叶杆、竹片子来打；即便是在读书，也是“各人读各人的，你读这本，我读那本”。其实，无论是作为传统“教育真实写照”的“村童闹学图”（张礼永：《“村童闹学图”究竟反映了什么？——兼谈图像、谣谚、小说及传记材料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》，《教育史研究》2020年第2期，108-129页），还是鲁迅笔下的《三味书屋》，其中都有描摹塾生调皮乃至“顽劣”的场景，可谓读书声、叫嚷声、嬉笑声、呵责声，声声入耳……此处拓展补引清人所绘“闹学图”一副，略可直观感受其中情境。
图6 清·钱慧安《百子图册之闹学》（天津市博物馆藏）
四、读书与习字
黔西方言常以“读书”代指上学，意谓上学的主要目的正在于读书。而对传统私塾而言，“读书”则有出声诵读的“具体”含义。蔡祖明老人的子孙辈亦称，曾常听见老人唱读当年所读旧书。笔者在访谈过程之中，翻开教本至《述而》《尽心》等篇章，虽然两位老人视力已很模糊，但总体尚能读出部分文句——这是他们大约80年前所读之书，足见记忆较为深刻。
当然，在读出文句之外，对于文义则几不能解。其中不乏年岁久远而有遗忘的原因，不过更为关键的是，其实当年私塾先生也几乎不解释书中意思，主要还是教读和背诵。对此，祖元老人指出，如果得到老师的解释，两学（两年）就可以读得差不多了；祖明老人则认为，教书先生有些“狠点”（[学问]厉害一些），也有些“不狠”，其实先生自己也未必能清楚解释，尤其是每页上端的小字“人物备考”部分，他的印象中老师从未讲解过。笔者在现场尝试稍作分解，老人才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哪个晓得！”
因此，当日村塾教读的基本方法和流程，是先生根据学生的“能力”，定下每日读书任务，通常为半页至一两页。学生需要“读得背得”，次日再教新课；不读的时候，也要“念着”，作为巩固。具体教读时，先生用红笔，为学生点断白文，边教边点，所见教本整体遵循“语绝为句、句心为读”的原则，这是沿自古代文章批点的一种“大传统”（吴承学：《评点之兴──论文学评点的起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》，《吴承学自选集》，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24年，55-76页）；教本部分地方，句末亦用空心圆圈。韩愈《师说》所谓“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，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”，即说此事。“传道解惑”固然重要，不过当日没有其他可以参考、请教的“知识来源”，能先“习其句读”已甚可贵。此即当日学生“读书生活”的日常体验，因此两位老人见到书上的红笔圈点，就能指出这是当日先生所加，表示“到哪里算是一句”。除了表示句读的符号，对于部分文字另有红色圆弧或方角勾画的意涵，祖明老人端详了一阵，仍能记起：这应该是提示该字存在不同读法。验诸图7右部，“信而好古”之“好”字、“默而识之”之“识”字，皆有此种符号标记，意在提示此处“好”字读为去声，作动词解；“识”字读如“志”音，旁训“记也”。
此外，此书内页另见少数夹签，部分还有英文“MARK”字样，并有签注字迹，因为采取个别施教，此应是塾师用以标记并证明学生读书进度的符号。否则，即便是先生自己，也未必能记清每个学生具体的读书进度，此与现代学校整齐划一的教学进度迥然不同。图7中部上端所见“刘”字，或为上文提及的塾师“刘五爷”所签。这些文字与符号，如实记录了当日私塾师生个别教学的痕迹；但以方言诵读的朗朗书声，则已消失在青山绿水之间。
图7 《四书旁训》内页所见教读记注文字符号
读书之外，习字也是私塾之中的重要功课，通常每人每天练习大字一篇、小字若干。大字字旁，兼习小字，一则加深印象，再则节约纸张。因为这套教本曾被兄弟多人传习，原装书封损毁，部分改用习字用纸作为封面重新装订。由此，笔者得见部分习作，可供补充分析。从字体来看，所习参照标准主要为欧楷，中楷、小楷皆有。从内容来看，主要为传统诗文、联语、碑帖等。如习“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”（唐·张祜《宫词·故国三千里》）；某年夏月蔡祖远习字：“雙雙瓦雀行書案，點點楊花入硯池。閒坐小讀《周易》，不知春去已多時”（宋·叶采《暮春即事》）；蔡祖明又曾习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开篇部分，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至于所见习书最多的内容，是为图8所示之诗。
图8 《四书旁训》书封所见习字功课局部
此诗及其背后的故事甚为趣妙，版本较多，内容与文字稍有差异。诗中句句说水，而不着一“水”字。其典型版本之一，是谓夫妇二人酿酒，掺水售卖。一日，客来沽酒，夫问妻曰：“天一生来竟若何？”天一生水，典出《周易》经注。因有客在场，不便直言，故以此暗语问妻，意在知晓酒中是否已掺好水。妻亦以暗语答曰：“瓮中壬癸已造作”，传统以五方、五行配十个天干，北方壬癸属水，因此意即缸中添水已经完成。孰知客亦解夫妇暗语，而不直接道破，因言：“有钱不买金生丽”（此处作“有钱不进沽酒市”，“沽”字《说文》亦释为水名），“金生丽水、玉出昆冈”早见于《千字文》，传诵甚广，顾客以此表达不满：有钱也不买掺水之酒，转身欲走。夫妇之一乃言：“前面青山绿更多！”此句更为浅显易懂——青山绿水，隐一“水”字而已。
《四书旁训》零本书封之上，祖明先生三次习书此诗。笔者曾将此纸、此诗展于老人之前，他仍能识得是自己所书；不过对于诗中意涵，已不能解。或是当日私塾先生也未曾如此明解，或是年岁久远，记忆模糊，未能详知。重回1940年代，眼前这位年逾鲐背的长者，也不过是髫龄幼学。此类诗作之受欢迎，可能存在多种原因。首先，其中甚具故事感和趣味性，而且传统酿酒及掺水其中，也是贴近生活的经验，容易引起孩童学习兴味。其次，诗中贯串《周易》《千字文》及五行、干支等典籍与学问，有助于积累知识；而且，掌握此类典故与诗作，还能在亲朋相聚之时讲出，也是传统乡间很受称表的“有价值的知识”。最后，在虚构谑笑之外，此事或许也在传递一种价值：掺水经营固然不对，作为消费者还需具有常识、能解暗语，否则更易上当受骗，总之皆是“切于民生日用”的学识。
习字功课之上，另有塾师硃笔勾画批注，只有“合规格的字”，先生才会用红笔加圈。图8最右又见红笔书写“夏│日│炎─炎─”四字，旁边添注符号当是提示四字之平仄（老人已不记得此种符号之意涵）。直至今日，孩童练习软笔书法的典型场景，仍是老师先写范字，学生临写，而后老师加以勾圈批正。当师者用饱蘸朱墨的毛笔，在学生习作上圈点勾画，虽然时空悬隔，其中寄寓的书写笔法、教学方法甚为相似。这即是一种岁月凝成的传统、活态实践的文化。
结语 经典、历史与文化
1940年代，上距国民政府宣布学校废止读经已有三十年。本文观照所及的乡间人士，无论是塾师、学生，还是他们的家人、乡里，都不曾参与过“权势中心”有关“读经”与“废经”的宏大争论，甚至多不知悉外间已然轰轰烈烈的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号召。这些居于“中心”的前台话语，主要属于政治与文化精英。乡间没有名师鸿儒、丰功伟业，甚至在县志举述的较有影响的地方塾师名单之中，蔡氏子弟所从就学者也是“榜上无名”。当日外间新式教育如火如荼，而乡间村塾所谓“读书”，主要即是习读传统蒙学及儒家经典。这也是在后科举和后五四时代，乡间的人们对于“什么知识最有价值”的一种非典型的集体回应。所谓中国教育与社会的“现代转型”，既非一蹴而就，更非均质展开。经典的退场，也因此而有不同的节奏与方式。而且，即便人们对于经典的具体文句未必能准确记住，甚至未曾有机会习读经典者，也都深受其中诸如崇文重教、慎重追远的“观念系统”浸染，化为一种生活方式，经典因此常会“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”（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，黄灿然、李桂蜜译：《为什么读经典》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页）。
另一方面，彼时亦是抗战艰苦相持之时以及剧变发生之前。政权鼎革之后，蔡氏子弟未竟的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习读随之结束，因为“新社会已经不读这种书了”。而且，由于蔡氏及其姻亲李氏在民国时期的家赀田产数量，曾分别被划为“富农”及“地主”，受到批斗和冲击；不仅田产析分，甚至还因为“家庭成分”问题，一度影响子弟进学读书，形势恰与此前形成鲜明对照。在疾风骤雨地要破除“四旧”的特殊年代，《四书旁训》这类文本中的知识不仅显得缺少“实用价值”，而且还会因为曾经阅读、怀藏此书而将自身置于不利境地。不过正如卡尔维诺所谓：“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，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，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”（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，黄灿然、李桂蜜译：《为什么读经典》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9页）。蔡氏族人将此书与“毛主席四本《选集》”一起，藏夹于黑漆书板之中，因此幸得部分留存。访谈过程之中，蔡氏后人即使已不能完全读解其中内容，但都认为此书很有价值，与对待其他后出之书的态度完全不同。
传统《四书》，皆系孔门之学。孔子周游，曾过蔡国。当其困厄于陈、蔡之间，自然不会想到，两千多年之后此国留衍外省的族裔，还在延请师儒，习读其言行思想之语录；1940年代入读村塾的蔡氏子弟，也难料及此后世事之变幻，以及八十多年后曾经习读的书册还会现于眼前，重新翻阅和回味。交谈之时，蔡祖明老人在读小学的曾孙依明亦来，笔者选指《论语》部分章节，他也稍能阅读，而有四代同观一书的情景。此外，笔者曾将此教本带至课堂，作为《论语》补充版本之一为研究生稍作介绍，使得这份文本又完成了从西部村塾到东部大学的时空穿行。此种稀有难得的“文字因缘”，或许还会以“不可思议”的方式继续传递。穿越时空，尘封的只是纸页，凝结的乃是经典，流动的又是文化。
这则留有温度的微观教育生活史，一端系着个体生命及其家族，另一端则通向深沉的历史背景和悠远的文化传统，从中也能看到二十世纪中国巨变的一种缩影；而且一再提示我们：“常人的日常并非总是自在自为，也并非总是不值探究”（李林：《凝视日常：生活史的研究理路与写作案例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，151页）。如果稍微提升一格，为此项微观的教育史和阅读史凝练一个稍具普遍意义的主题，或可以说，在经典、教育与文化跨越时空的连接之中，这为今人理解“何以中国”提供了较为具象的微观实证。经由汉字独特的音义系统及丰富的典籍留存，今天的中国人仍能通过阅读典册，直接与数千年前的古人“对话”，甚为难得。“人类是唯一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并对它感兴趣的动物”（J·W·汤普森著，谢德风译：《历史著作史》（上卷第一分册）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，第1页），对于历史的探寻和体察，能够让人类在血缘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知所从来、知所归往。
致谢：衷心感谢蔡祖元、蔡祖明两位老人回溯分享他们往日的村塾读书经历，蔡泽礼先生、罗方菊女士、蔡泽义先生，以及蔡尚军先生、蔡尚平先生补叙父祖辈生活经历及家族往事，蔡泽坤先生和蔡尚芝女士惠示家藏《四书旁训》零本、《蔡氏宗谱》以及蔡家龙潭照片等资料，辨正古今地名。文中所引图片除了笔者自摄者，部分引自他书及网络，皆已注出，并致谢忱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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